本文最初于2020年4月4日以英文发表。
“伦敦之于亿万富翁，正如苏门答腊丛林之于猩猩。这里是他们天然的栖身之地。”
——伦敦保守党市长鲍里斯·约翰逊（Boris Johnson），2014年
“我们在伦敦有140多位亿万富翁，我对此表示欢迎。这是好事。这里还有40多万的百万富翁，我对此表示欢迎。这是好事。”
——伦敦工党市长萨迪克·汗（Sadiq Khan），2016年
早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，伦敦就已是英国丑恶的不平等的中心。如今它不可避免地成为英国疫情的震中。这座城市是整个英国社会阶级分化的集中范例。
3月26日和4月2日晚，在几百万伦敦人加入全国性的为装备严重不足的NHS（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，National Health Service）员工的自我牺牲而鼓掌赞美的时候，被约翰逊和汗称为社会福祉所不可或缺的超级富豪们在哪里呢？保守党政府以3800亿英镑的巨资救助大企业，而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们乘坐私人飞机，逃到了与世隔绝的岛屿和避风港，登上豪华游艇度长假，安居在他们的乡村度假胜地，或躲进自己的大宅子和豪华公寓里。
几周前，从事私人飞机预订服务的PrivateFly公司表示，由于客户从疫情肆虐的国家纷纷撤回英国，预订业务的数量大增。另一些人为了避开计划中的封锁, 正安排私人航班离开英国。
那些买不起私人飞机服务的穷一些的富豪，找的是Quintessence礼宾公司。该公司发言人说：“商务旅行会员们选择在机场预订精英服务，而不是那种典型的头等舱休息室。例如，私人航站楼。客人在那里经接待后，得到自己的套间。办理登机手续、海关及安检都是私下进行的，然后客人被带到飞机舱门。会员可要求撤去登机桥，这样，在前往座位的途中可以尽量减少与其他乘客的互动。”
奢侈品零售机构Quintessence Estates称，危机伊始，他们的手机里就充斥着此类业务询问——“购买苏格兰城堡、带有地堡掩体的豪宅、带壕沟的科茨沃尔德庄园住宅、无人定居的加勒比海岛屿，长期包租的超级游艇，以及让身在国外的客户不必去国际机场就能直接回家的私人飞机”。
没能逃离的伦敦富人们就购买名牌口罩，接受哈雷街诊所极为昂贵的私人检测和维生素静脉注射。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还有的人搬到了乡间别墅，或把它们出租，月租高达5万英镑。
伦敦医生、医院员工、公交工人以及一名13岁儿童在可怕的环境下死于新冠病毒的报道传遍首都，此时，精英们另有所想。据《财富（福布斯）》杂志报道，一位伦敦金融家抱怨说，封城妨碍了她炫耀自己的昂贵珠宝：“我真不知道我的下一场舞会要到什么时候。”
当超级富豪抱怨自己在封闭的豪宅里百无聊赖时，伦敦的广大工人失了业，或是毫无防护地被迫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。每次坐伦敦地铁出行，都成了一场噩梦。工资微薄的工人用围巾和手帕裹着脸，挤进车厢。伦敦工党市长萨迪克·汗关闭了265个地铁站中的40个，原因是：因为没有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，导致许多工作人员出现了新冠病毒症状，居家隔离。
在乘坐拥挤的交通工具出行的人们当中，有数以万计的首都的建筑工——其中有许多人是前往建造高价值公寓和住宅的。保守党政府和汗市长在说明什么是“必要的工作”时，都故意含糊其辞，容许建筑公司自作主张。推特上充斥着建筑工人们尖刻的评论，他们质疑为什么自己必须建造的豪华公寓被认为是“必不可少的”。
另一个火起来的行业是私人家教。提供精英辅导服务的国际辅导公司（Tutors International）表示，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，“申请家教服务的数量大幅上升”。
超级富豪们照旧过着奢华的生活，而与此同时，周五，在伦敦东部正式开放的南丁格尔野战医院（Nightingale Field Hospital）表明了工人阶级正在面临怎样的状况。工人们从零开始，付出艰巨的努力建造了这一设施。但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需要一个有4000张床位的设施，突显了伦敦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（NHS）被削弱到何等地步——让人们危险地暴露在疫情之下。两座新的停尸房也在建设中，一座在纽汉市，另一座在希灵登。
用一位卫生部长的话说，“海啸”般的病例将淹没整个伦敦的医院。3月19日，早在预期的疫情高峰之前，伦敦西北的诺斯威克公园医院（Northwick Park Hospital）就因呼吸机不敷应用而告急。一位资深人士告诉《卫生服务期刊》（Health Service Journal），“鉴于我们尚处在疫情低谷时期，这真他妈把人吓坏了。”
周四，据报道，伦敦一家医院到周末时氧气几乎已耗尽。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联合体（NHS Trusts）已收到紧急警告，要求限制使用机械呼吸机和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机的人数。
卫生部长警告说，伦敦救护车服务已捉襟见肘，将无力应对数百名额外的需要住院的患者。用于运送病人非紧急就诊的车辆正在被征用，这类车辆没有配置救护车的医疗设备。
这些情况正在把伦敦的医务人员置于危险境地。医务人员缺乏个人防护装备和检测手段，这已成为一桩全国性的丑闻。周日，伦敦古德梅耶斯医院（Goodmayes Hospital）的医疗助理托马斯·哈维（Thomas Harvey）在治疗一名新冠病毒患者之后死去了。他的防护品仅为一副手套。在整个首都，一些医院的员工自我隔离比例介于30%到50%之间。
本周一，国王学院医院（King’s College Hospital）一名20多岁的护士自杀身亡。该医院已发生过8例的新冠病毒死亡病例。尽管对她的死亡的调查尚未有结论，但意大利的经验——多名医护工作者在病毒大流行期间自杀——表明，英国也开始了类似趋势。人手短缺正迫使医务人员工作极长时间，折磨人的轮班，还要就拒绝为最脆弱者提供治疗做出令人痛苦的决定。
WSWS网站在今年1月间曾对国王学院医院管理机构的危机做过报道：“国王医院癌症护理岗位的人手空缺比例为19.4%，儿童护理岗位为15.4%，手术室护理岗位为12%。在国王信托管理的公主皇家医院（the Princess Royal hospital），26.3%的急诊护理职位和12.4%的儿童护理单位的职位人手空缺。”
上周末，查尔斯王子和凯拉·威廉姆斯（Kayla Williams）的截然不同的命运，给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对个人造成的可怕后果作了总结。查尔斯王子接受了检测和护理，但仅有轻微症状。凯拉·威廉姆斯来自伦敦南部的佩卡姆，现年36岁，有三个孩子。她是垃圾工法比安的妻子。在拨打了999并被告知居家自我照顾的一天后，她疑因新冠病毒而在公寓里死去。
法比安说：“我拨打了999，因为我的妻子气喘吁吁，她呕吐，胃很痛。在我和他们讲话的时候，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他们叫我把她放在地板上，把身体放平。她（医务人员）告诉我医院不会接收她，她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。”第二天，威廉姆斯就死了。
当伦敦人把凯拉和英国王室在治疗上的冷酷的不平等予以对照时，推特爆炸了。这一教训深深地烙进了大众的意识之中，即：我们并不像政府声称的那样“患难与共”（all in this together）。在疫情中，超级富豪们经历的是不便，工人阶级经历的是灾难。唯有通过革命性的颠覆才能保护人民免遭病毒之害，并且从社会中清除那些威胁着人们生存的、数以百万亿万英镑计的癌症般的财富增长。